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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部哲学史,一等大先生

 发表于:2013年08月12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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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2012年12月19日,朴槿惠女士当选韩国总统,是为东亚五国首位最高女性领导人。大约我国妇女地位一向很高,对此熟视无睹,倒是国内悄然兴起了一股“冯友兰热”及“中国哲学史热”。
原来,2007年5月,时任大国家党代表的朴槿惠于韩国文艺月刊《月刊随笔》上发表一篇散文,题为《遇见我人生的灯塔——东方哲学》。文中说起她二十多岁时,父母在几年内相继遇刺身亡,并双双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指责。那时候,她的心情“何等的绝望和痛苦”,“仿佛失去了一切,连呼吸都很困难”。就在那一段人生低谷,“有一本书悄悄地走进我的心房,成为了人生的导师,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我进行冥想,天天写日记,回顾自身,这样慢慢地坚定了内心。”——朴槿惠不无感恩地写道。
    读到这则新闻,笔者第一反应是担心韩国朋友们要继端午节、孔子、曹操之后,针对冯友兰也展开血统调查和祖籍考证。第二个反应则是一句话:“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,从根本上着想,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:这种学问,叫做哲学。”
    这话出自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(上)》(下称《大纲》),是胡适对哲学的定义。虽说哲学和哲学史是两码事,朴女士在面临人生切要问题时,从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中寻找慰藉和出路,倒也显得很自然。而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,提冯友兰的时候联想到胡适,更成了条件反射。
    在国运衰微,文运同样不知前途的时代,胡适和冯友兰当之无愧为中国哲学/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。这两位大师的相同点不少:
一、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喝过洋墨水。
二、都提出并践行一种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传统。
三、都钻故纸堆,作同样的题目,写出极具分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。
四、二人所圈定的思想史大框架,西方汉学界至今猴儿跳不出五指山。
    1918年《大纲》出版,犹如屠龙刀横空出世,“江湖”顿时风起云涌,梁启超、蔡元培等名人纷纷发声,或力捧、或批评、或称赞,胡适可谓暴得大名,风光无两,倚天不出,谁与争锋?
    十二年后,“倚天剑”出来了,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(下称《哲学史》)上卷出版,陈寅恪亲自审稿,认为此作“别具特识,眼光纵贯”,“取材谨严,持论精确”,“允宜列入清华丛书,以贡献于学界。”
胡适看过冯作之后,对其把《老子》年代和重要性都摆在《论语》之后的编排,毫不客气地讥之为“信仰作怪”。1933年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卷出版,陈寅恪依旧表扬,并敦促速速刊行。
得到支持,冯友兰在“自序二”对胡适指名挑战:“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”,但他就是要坚持正统,并在第二卷发扬光大,认为自己的观点合于正统,而非泥古不化;又极力强调“人类所有之真善美,历史多与以相当地位”,这是历史惯例。
文人骂人不用脏字,但我们仍易读出夹枪带棒的意思——既然有相当地位,正统派的一向为真善美,那你胡适在《大纲》里劈头就是“天上掉下个李重耳、孔仲尼”,又挖出孔孟间七十子,请回离经叛道的荀子,这不是瞎胡搞么!懒得说你假丑恶了。
    “屠龙刀和倚天剑”之间的笔仗口水仗,几乎打了一辈子,虽不见血,但在当时学界人心中,其惊心动魄程度,大约不输于华山派之剑宗、气宗之间的刀光剑影。胡、冯虽然都从诸子入手,映射西方哲学的概念,做不中不西,不新不旧的研究,却不只是激进或保守程度上的量化区别而已。学术上,公认他俩有三大分歧:
一、诸子之源头,是否出于王官,胡氏否定,冯氏则在限定基础上承认。
二、先秦学派是否有六家,胡说没有,冯则依然限定而承认。
三、孔子、老子孰为先后的问题,胡说老子先出,冯则相反。
    这三个问题到现在仍然争议重重,尚无定论,现在读者大可以隔岸观火,看专家们争个面红耳赤。但当年两大宗师是否决出了雌雄?乍一看,是“尊孔正统、一口真气永不泄”的气宗冯友兰赢了,爱出险招怪招的剑宗胡适输了:
    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比例上显得“虎头蛇尾”。他在1918年《中国哲学史大纲(上)》的凡例中自云:“本书分上中下三卷,上卷述古代哲学,自为一册。中卷述中古哲学,下卷述近世哲学,合为一册。”古代哲学做成如此一个大头,原因有二:“第一,古代哲学书有许多校勘,训诂的功夫要做,占相当篇幅,第二,古代哲学规模广大,问题繁杂,学派众多,须多占篇幅。中古哲学材料少,近世哲学问题简单,派别也少,故不须一一细述。”
    虎头之后,却几十年迟迟不见蛇尾,直到2013年5月,才有当代学者根据胡适北大内部“讲义本”编纂出版《大纲》的中卷,七章五万字。这样的“越俎代庖”当然极有意义,值得欢迎,但咱们也不难猜测胡适生前想必自感拿不出手,遂无续貂之举。
    冯友兰的哲学史却越做越厚,共计三套。其中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初印的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,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8年出的英文版《中国哲学简史》,以及解放后出版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    后来者居上,冯友兰晚出十年,海外影响远比胡适大,连韩国总统朴槿惠女士都在冯友兰那儿找心灵鸡汤喝。即便在国内,五十年代批胡之后,胡适影响更加式微,鲜为中哲史研究者忆起。
然而究竟如何评价二人,我以为李零教授的在《说冯、胡异同》一文讲得尤其中肯:“胡适的体系是基础”,“整个布局,粲然大备”;“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,他的三史,是直通六书,一切为尊孔做准备。书,越写越多,越写越大,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都是取胡适而代之”。“胡适主张,中国哲学史,应改名叫思想史,把格局做大。冯氏关心的却是重张儒学。表面上,胡小冯大,其实相反”,甚至现在“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大,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,这个想法,来自胡适”。
据说,胡适的《大纲》做不下去,是无法用上卷的方法来完成下卷,又传胡适佛学薄弱,无法把握汉魏后,佛学介入造成的新局面。
其实,一切伟大的作品,往往连作者自己也无法再现。胡适的《大纲》正是这样一部具有“天成”味道的巨著,其巨大之处并非篇幅,而是大先生大学者的风范,既首创框架理路,又甘为后人靶子,开创与开放意义并在。
看打靶,更要看被打的靶子;读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不要忘了看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——唯其如此,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概况了然于胸,才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先哲如何看待“人生切要的问题”。重庆出版集团继其所出版的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热销后,又出版了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(插图珍藏版),其意义正在于此吧。
 
王 方2013.08.12